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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一种经验性写作

2020-07-28 16:41 来源:华文作家网 作者:张军
摘要: 有人说,诗歌是一种资源性写作。我读了深圳女诗人宝兰的诗,感觉到诗歌是一种经验性写作,诗人剑男与我持相同的观感。

           

有人说,诗歌是一种资源性写作。我读了深圳女诗人宝兰的诗,感觉到诗歌是一种经验性写作,诗人剑男与我持相同的观感。

一、关于经验性诗歌

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经验”,可以看成是书写主体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其中应该包括书写主体的感情、情绪、生活、见闻、阅读、思考等,所有形而下的生命感知内容。这些内容也就是文学(诗歌)写作的题材或素材。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两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艾略特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成熟的诗人,只在于他的头脑是一个更精细完美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把奇特和意想不到的印象和经验结合起来,各种经验可以自由形成许多新的组合。经验分成情感和感受,诗也可以不用感情而用感受写成。他还列举了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十五章为证。

目前诗坛上随处可见的情绪的诗歌、技术的诗歌、观念的诗歌、复制的诗歌、灵感的诗歌、题材的诗歌、实用的诗歌、过度向下或者向上的诗歌,包括经验性诗歌等等。城市与乡村、飞翔与痛苦、焦虑与执著、梦境与现实铺展成一派纷繁驳杂的诗歌风景。从审美风格和价值取向着眼,是一个多元共生、多元共荣的诗歌生态。

有位诗歌评论家认为:诗歌要写什么和能写什么?诗歌只能写经验。一个人不可能书写他经验之外的内容,不管什么样的诗歌,不管是多么的形而上,多么的奇想天外玄思诡异或者超验神秘的诗歌,都是经验的一种,或者说,都诞生自经验的温暖母腹。在这里,“经验”二字对一切无病呻吟、远离现实、伪情伪境、远离生命和复制仿写的诗歌做出了无声的拒绝。诗歌,或者文学创作,首先需要具备基本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无疑就应该是“经验”。

宝兰是近期在主流诗坛引人注目的深圳女诗人。最近举行的第二届博鳌国际诗歌奖“杰出成就奖”、“年度诗人奖”、“年度诗集奖”评选揭晓,宝兰获得“年度诗人奖”。没成想,她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儿子在接受高中学校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你妈妈做什么工作?”儿子一时语塞。这让宝兰陷入沉思,决定写诗,把沉寂多年的文学爱好重拾起来,给孩子一个诗人妈妈的身份。从那天起,白天,她是一个职场女性;夜晚,她就写诗,从亲情写起。她认为,写诗无外乎人对生命、亲情和灵魂的深读。她高度认同当下所说的“抽象现实主义”,“就是区别于从具象切入的常规写法,更多的是从社会现象中提炼出来,经过哲学思考再赋予其恰切的形象,致使题材选择和主题发掘,更具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和社会的广泛共鸣。”

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深圳社会各阶层,各类人才藏而不露。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宝兰一露面,不觉间到了人生的秋天,诗歌创作呈井喷状态,勤奋耕耘结下硕果累累:一系列诗歌发表、获奖,如今的她,已走入了一线诗人的行列。对于以往名不见经传的诗人来讲,应该也有厚积薄发的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导致诗如泉涌;从日常经验入手,细节入诗;作为女性的人生经历的多方位体验;艺术理念上,由感性要素唤起的想象经验等四个方面而走上诗坛前台。

二、诗歌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

从文学的种类来看,各类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对于直接书写现实生活经验的作品,其中的人物、事件都来自作者所熟悉的社会生活。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评价、思想感情、审美经验都渗透其中。宝兰在其随笔《又是一年春风》中感叹:“生活就是五味杂陈,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明了,如今,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已是奢侈”。

她的《桃树的原罪》《流言》《那个人》《南风古灶》《祭祖》《回忆》《红桂路3号》《说妖》等,都是这类反映社会生活、人生经验、体现社会价值的作品。

说到过往的人生社会经验,就与历史相连接。有社会历史纵深的经验,也有历史文化沉淀的经验。如《桃树的原罪》,可以算是宝兰的代表作。这个拟人化的诗题,是他父亲应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经验。也有诗人对历史抒写时把握的社会经验。这种回顾历史的记忆的写作向度,是现实的过去时,在历史感认同这一点上,现实书写与历史书写是同一性的,两者互为补充的诗人往往通过历史书写来表达其现实关怀。

宝兰父亲要面临的是,她们家打土豪,分得老地主的房子, 村干部把她们家后院一棵桃树看成是:

资产阶级的毒瘤

一株野种

底下一定有阴谋和罪恶

村干部说,不能让它活

村干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欲加铲除桃树而后快。父亲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用镰刀把桃树主干从上到下砍了几刀,用刀表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与有原罪的桃树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里的诗歌语言运用了反讽的手法,让人体会到一种黑色幽默的沉重和冷笑。这样做父亲就能给村干部交差,村干部又可以给左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交差。父亲的种植经验,在诗人这里演绎为一种诗歌的历史性命运之经验,宝兰揭示父亲的秘笈,为什么“每年桃子依然不争气的长出是非”?为什么桃子甜了半个世纪呢?诗人的一行附注揭示了谜底。她认为:“诗歌不应只停留在展示一己之私的人生之痛,而是应该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插入一些历史悲剧,从而超越一己之悲,上升到对国家民族的大悲悯。”

与纷扰复杂的现实状况相对应,诗人以诗歌为载体,进行介入式的现实书写。诗人的现实关怀往往选择社会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为切入口。从《回忆》中,看到宝兰坦诚的社会生活积累的经验——

我走过很多的路

每一条路上都拥挤着孤独

我趟过数不清的浑水

跨过无数的桥

我坐过的轿子

乘过的船 喝过的酒

都是力气活儿

没有一次是白醉

这种再回首是刻骨铭心的,由于社会艰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职场倾轧,导致宝兰一段“轻生”的回忆,他要感恩那位把他从死亡深渊拽回来的恩人。现实书写与历史书写体现的是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意识,她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现实、生存等具体层面的东西。

《不再仰望什么》,写出社会底层生活的世态百像。KTV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窗口或场景:

你的声音就像一部切割机

天被切成碎片

一地的破嗓子

没有标点符号的人生

已容不下一颗说真话的头颅

宝兰写出了社会现实人生的丑态:结尾的“几根贱骨头”,成为点睛之笔。

在丹纳看来:“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比如不同的自然界气候、环境,决定不同的植物出现一样,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土壤也将孕育不同的文学作品。《红桂路三号》,写的是宝兰上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后,在体制内单位谋到工作岗位。红桂路当时是一些政府部门办公之地,在青春绽放芳华的年代,她考进了劳动部门工作。那里也是社会、人生、人际关系的一个窗口,人生冷暖、世态炎凉,惯看秋月春风,她用诗感悟人生、总结社会经验教训:

那里有恩师  也有出卖我的人

在这失败  也在这里成功

环境弄人,这是文学的社会条件,这是她一生中最有疼痛感的时光。那段日子,在她的社会生活中“一直醒着”。诗人并不是在诗学惯性中建立起来的诗性场景,而是在与个体生命的体验和经验有关的现实和现场中进行发现和创造性写作。

《我靠着一棵树》,写出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现象和现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需要时间的考验和真诚来检验。

《南风古灶》中,其实他们看到的是500年的古窑。她想起了为一家老小烧火做饭的娘,那个大烟筒上还有现代的政治口号,我们不过是一个过客,能看到的或许都不是真相,从历史到现实,毕竟最美的风景都不在眼里。

《福星路8号》是诗人写居住社区的生活。几代人生活了30年的地方,因旧城改造要拆迁——

那里曾发生过很多事

那里也来过很多的人

偷情 炒股 打工 卖菜

还有世俗中的大人物

如今这一切都被金钱收买

那里也是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诗人之间的创作的较量,最终是他们每个人生活状态的较量,那些生活得丰满、健壮而有力的诗人肯定比生活得贫乏、消极而虚弱的诗人有更大的可能性写出重要的诗。

三、现场感的个人日常生活经验入诗

对于诗人来说,从日常经验出发是一个稳固而有效的写作基点。宝兰的诗歌从个人日常经验入手,细节入诗。相比宣泄性或者炫耀式写作,这样的写作方式更为接近诗歌本身,或者说更为接近当下诗歌的真实处境。这里的日常经验并不等同于古典诗人的留恋光景,而是指诗歌对周边生存现场的楔入:宝兰在《诗刊》2019年第9期(上半月刊)青春回眸专刊上的《古树茶》,“在穷乡僻壤,你孤峰独影,囊中羞涩/名号却响彻大江南北,背后都是欲望”。

注重诗歌日常性的诗人,或者从身边生活场景切入瞬间感受:如《诗人小镇》;或是将众多物象客观罗列,在缄默中抵达诗意的空间:《佛山李晨》;或者专注于某一事象,在良好的控制中呈现诗意:《红茶》等。

从诗歌经验的层理来看,当下诗歌进入常态化、非运动写作。诗人在此状态下挖掘个人日常经验,就是试图挽留住那些真切鲜活的个人生活印记和情感体验。《我是自己的敌人》有真切的个人生活印记:

我已兵临城下

发现这座城市没有门

有人隔岸观火

任由我兵荒马乱

 

一个没有首都的人

军队就是我的全部

日夜跋山涉水 每一步都染着血

只不过是陷入了一场

大规模的

一个人的战争

《致小梅》是宝兰私人化的写作,抒写与《诗刊》第十届“青年回眸”的女同学之间的闺蜜情谊,是一种情感体验:“你及腰的长发是八百里水泊梁山/却永远盘旋着大隐于市”。宝兰从感受到的生活景观中提炼出自己的诗意,与切实的情感体验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对个人日常经验的描摹和捕捉,自己的情感体验在词与物的历险中获得诗意的照亮。

关于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和构筑情节的耐心,宝兰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场景有着某种原生态的本真,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效果。诗中描写的生活场景,既是某种生活的还原也是诗人情感安放之所在:如《那一夜》:

一个女人

从山上下来

她知道山顶的秘密

她想革命

在处理日常生活场景时,她并没有把心力用在对于日新月异的生活图景的描摹,他更关注的是现代性急剧扩张的喧嚣场景背后的日常真实,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潜入诗歌的深处。

《最美好的爱情》中,宝兰通过摄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诗歌材料,展现出被生活删减的心灵内核,实现对精神世界的追慕和对生活的拷问:“一扇为你而开的门,人在床上饭在锅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人间烟火味道。午夜 ,一盏不灭的灯,醒来 ,阳光像花儿一样璀璨的早晨。”从而使琐碎庸碌的日常生活获得了某种诗意:“最美好的爱情,在时光里 ,在落日下,在最深的红尘中,成为彼此的风景。是两个人永远也走不出的世界。”在宏大叙事过度泛滥之后,诗歌开始贴近地面,宝兰放弃了诸如探求深度精神的变形的诗歌世界。

四、人生经历多方位的女性体验

在瑞恰兹看来,诗歌最广泛的意义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认为是“经验”,经验“有次要的一股”,即“主动的和情感的,真有作用的,是兴趣。“每种经验主要都是摆动到停息的某种兴趣或一团兴趣。经验就是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

 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诗歌书写是不会缺席的。女诗人郑小琼发现,对于自己的“打工诗歌”系列作品,中国评论家较多从社会学或者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观察,国外学者又是另一番景象——有的从女权视角来看《女工记》。宝兰的《不做人间的俑》《水乡女人》《吕家的女人》《致小梅》《打听娘的名字》《我想做一条周庄的河》《出生地》《那一夜》《王一样的男人》等,都是追求女性的独立自尊、人格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的诗歌。

诗歌写作是宝兰进入世界的方式。写作与她的生命直接发生关联,让她看见:不同生命的际遇、自我完成的精神、未抵达的彼途,以及人们对美和爱的永远追寻。《打听娘的名字》(组诗3首)是因为亲情与思念长期沉淀形成的诗歌经验。读者听到这个诗题,就会感觉到诗人经历长期的情感沉淀与煎熬,终于找到一个用诗歌表达长年内心情感郁结出口,一个爆发点,一个诗眼。在新中国、新社会,鲜有人不知道母亲名字的,那只会让人对儿女的孝道产生质疑。诗中提到:

当年家在战区,十万人

死难六万,活下来

真的不易;

但那是战乱时期,宝兰生在和平年代,面对新中国第一个30年,社会动荡,政治运动频次,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野,读者要求证宝兰为什么不知道母亲的名字?这种故事性和历史性的原因,吸引了读者的阅读欲。

她的诗歌以某种生活隐痛为精神依托,作品中自然就多了一些骨骼和血气。宝兰在两岁半就失去母亲,处在幼儿时期的诗人还没有记事的能力,失去母爱更有欲望想体验母爱的伟大。如今:“它毕竟来过人间一趟,总该留下娘的名字”吧?这成为她一个亲情、母爱、家庭史的追问。组诗之二中,她终于知道了娘的名字:

今天,终于从归来的乡亲处知道了你

我捧着你轻轻的名字

沉重的名字

我捧着你纸一样薄薄的一生

妈妈,我捧着你 ——严少清

这一下捅穿了历史的隔膜,打通了家族历史的通道。穿越去那个年代,与娘说些悄悄话,说些家常里短,用情感,亲情的架通母女的桥梁。通过联想、幻觉来秀一次母女恩爱情长。以情动人,感人肺腑。宝兰揭示打听母亲的名字的心结:“亲情!本质是血脉之亲、骨肉之情。是基因的必然,是一脉的认同,是不用介绍的认亲。”这就是女性人生经验中的情感、智力、兴趣的作用,形成诗歌的经验。

 在《不做人间的俑》中,诗人注重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体验、象征表征或内在情绪,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反拨。在充分尊重男女独立人格的基础上,扬弃传统文化的弊端与偏见,完善和发展健康的人性,这是建立在女性经验基础上的一种自发的个体实践。在博物馆参观,从橱窗里看到一尊跪着的汉代女佣,除了“为另一个跪着的女人哭/那是忍了两千年的泪和心疼”,还想到自己的母亲,女性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为男性所做的牺牲上,自我牺牲不再是女人的唯一标志,忘我精神和对命运的妥协,也不再是衡量女人道德观念和内心世界的标准。女性应该有自己独立人格和生活空间,有女权主义者的意识,这是用女权意识体验、认识世界,表现女性的欲望和感觉。

从汉代女佣身上寻找女性自我身份和自我发现,从个性解放到独立自主,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复杂微妙的女性体验,展示女性的隐秘经验。

不少男性文学史家、批评家恪守其男性审美的尺度,认为不少女性的作品够不上普世价值认同的文学标准,因而不屑一顾。如今,重建理性的文学史观应根据性别经验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批评标准,在语言、意象、题材、主题等方面为女性文学(诗歌)分析构建这一女性的框架,以伸张在文学中被忽视的女权地位。

《水乡女人》《吕家的女人》,都是传统妇道人家相夫教子的女性形象,《水乡女人》更有宝兰母亲形象的书写,夜晚听到雷声,就在担心第二天的天气,因为他还要摇伐送娃上学。回来还要连复一日的下地干活。收工回来又要去接娃回家,升起炊烟,做晚饭。这就是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传统女性的真实写照。

《吕家的女人》中的女人,是城镇书香之家中男权社会的附属物品。居家做饭、养狗,上到二楼书房,为丈夫沏茶,搬书,恰到好处的来做恰到如其分的事。她比水乡女人有情趣,感到自己有三角梅一样盛开的爱情,厮守厢房,做一尘不染的女人,但这不是宝兰理想的女性形象。

五、感性要素唤起的想象经验

西方文论家科林伍德认为,审美经验不仅是从视听中直接得到的经验,而且是一种“整体的想象经验”,由感性要素唤起的想象经验。
   宝兰有今天的成就,也很难说不是“十年磨一剑” 。我给宝兰的诗歌归纳为具有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正统诗歌。当下称之为主流诗歌、主旋律诗歌。离不开风雅颂、赋比兴;兴观群怨,文以载道。
   当代主流诗歌的生活底蕴是家国情怀,又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宝兰的诗歌创作风格,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审美情趣、审美哲思、审美情思,既有生活的情趣,又有人生感悟和时空转换的思索,能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我与剑男诗人的一个共同感觉是:宝兰的许多诗歌,在经过起兴、铺陈的诗歌语言铺垫、烘托之后,到高潮和结尾处没有滑落下去,而是有一个升华,非常合乎中国传统文本“起承转合”的结构思维。这就是在结构诗歌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想象经验,把视听中直接得到的经验转化为诗歌创作的想象经验。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身份认同上与内地不同,相互之间询问你是哪里人时,都是询问他的出生地,他的籍贯,那才是他们的精神皈依的家园。在《出生地》中孤独幼小的她,衣衫褴褛,“而我此刻就是一片离开母体的落叶/等在路口/不知道等来的是台风 是车轮 是脚印”(《立秋同题》),写出童年个人命运凄惨。她以云彩为伴,渴望穿上如美丽的云彩那样七彩的衣服,宝兰在《边缘人》中也写到:“好看的云彩/是别人头顶的花/我和它隔着天涯”,与《出生地》有互文关系,让人感到爱是那么的遥远,她能够抱抱母亲时间是多么少,只是下雨不能外出种庄稼的时候。更为残酷的的是,母亲在她两岁半就去世了,没有了故乡,上帝拉黑了她,成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这种低沉的叙述语言到诗歌的结尾有了一个归纳和提升:

昨天  有人说

宝兰  你就是一根哑木头

一生都没抓在土里

唉!那是

她们不知道我的来处

她有一部心酸的家史,有这种悲悯的人生,所以让诗人没能落地,而且会沉默寡言,一肚子苦水,满面沧桑,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那是他们不知道宝兰的人生经历的坎坷艰辛。所以最后点题:看上去是一根哑木头。宝兰的头脑是一个更精细完美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把奇特和意想不到的印象和经验结合起来,各种经验可以自由形成新的组合。

《我靠着一棵树》,不是靠山,而是靠着一棵树。这也许是一颗举足轻重的大树,满山的野花开放,看花的人心情各有不同:“有些人不为看花/只为遇见看花的人”,这首诗可能以女性的体验、从男性的角度看待爱情来抒写:“发现那些小花长出脚/正一步步走近我/原来小花也爱重情的人”。结尾处形成的意境:“无意间明白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诚意/你不用去看花 那些花会来看你”。让读者明白,看花的人在大自然怀抱,认识到社会生活爱情的真谛,有时间的考验和真诚的情谊,才能赢得真爱,写出了人性爱情文学的典型性。

据诗人宝兰介绍,《花好月圆》是一个命题作文。这个非常俗旧的成语,写成一首有新意的诗,需要认真构思。宝兰把自己的思绪荡开,放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大别山麓,想起他的母亲和姐妹,她们都是以花命名的女人。她把家乡看成月光的故乡,无论春夏秋冬,满山遍野都会开满各种鲜花:

在我的家乡 以花命名的女人

都不懂什么是折桂攀蟾

无论初一还是十五

无论你两手空空 还是烽火狼烟

只要推开家门就见花好月圆

经过前面的对家乡女人与花的比兴、烘托、铺垫,结尾一句把诗题形象地和盘托出,把一个较为抽象、笼统的成语,通过自己整体想象的经验和构思,满山遍野鲜花与家乡的姐妹融为一体,在月光的故乡推开家门,就见花好月圆,呈现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悠远意境。

这一特色的诗,如《不再仰望什么》《那个人》《最美好的爱情》《立秋同题》等,都是此类特色的作品。在《立秋同题》中,七夕、机场、立秋、飞机是主意象,以飞机的意象首尾照应:开头“是谁劫持一架飞机撞向牛郎织女的鹊桥”,结尾: 等在路口/不知道等来的是台风 是车轮是脚印/还是在劫持中迫降的飞机。开头劫持飞机撞鹊桥,结尾是劫持中迫降的飞机。

六、批评的初始经验与诗人个人经验的启示

当我们着手去评论诗人的作品时,也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文学批评的职能;二是评论起到什么作用?德国批评家弗•施莱格尔说。“对艺术的一项判断,如果本身不是一项艺术作品,内容上若是没有显现作品本来的必要印象,或是没有美的形式和体现古罗马讽诗精神的开通笔调,那么它在艺术王国就无公民权”。

这就给我们批评家一个尺度,要选择在艺术王国有公民权的来批评,引导读者去发现艺术之美,这就是批评的职能。

就批评的初始经验来讲,一方面,评论应该成为美的解释者,交给读者更好的区别美,更好的欣赏热爱美。这就是评论所起的作用。从读者接受这方面来讲,批评家只是艺术王国的一个“导游”,通过模糊的具有诗意的弹性语言进行富于情趣的美感描述,激发读者玩味和欣赏的兴趣,让读者去领略文学诗意的美景。批评家采用形象比喻和意境描述的方法,有效传达批评家的意识和作家诗人意识相遇、相识、相融合时的初始经验,引导读者的想象和思考,对作品的审美韵味产生创造性的理解,使批评对读者产生审美吸引力和美感激发力。

另一方面,批评与创作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宝兰的诗歌与我所熟悉的深圳诗人远洋、刘虹在审美情趣上相投、创作风格上相近、主旨思想上相融。为了使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诗歌创作更加圆熟,就需要指出问题,补齐短板,这也是许多有志不断提高创作水平的诗人,内心所渴望的。

宝兰诗歌呈现隐秘而开裂的生命之思,在个人经验之内,从女性身份、私人写作呈现,直达本质,直抵内心,直接进入常人很少抵达的灵魂层面。我曾把宝兰诗歌给一个参加过《诗刊》“青春诗会”的诗人看,他是一个对诗歌审美比较挑剔的人,他看后认可说了句时下流行语:“没毛病”。

从中国传统诗歌路子来看宝兰诗歌中规中矩,比较成熟,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运用抒情与意象的方式进行诗歌写作,表现出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深度认同与艺术回归。她采用抒情与意象这两大元素进行写作,体现出典型的中国诗歌美学趣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传统美学体系的规约下,一首诗歌中的抒情与意象元素通常有机结合在一起。宝兰诗歌的创作中,偏重于抒情诗歌写作方式。抒情性写作源于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诉求。其中,爱情、亲情、乡情的表达与抒发通常占据着非常优先的地位。

宝兰意识到,自己在理论方面一直是弱项。她对经验的理解仍然是不自觉的。以往过分关心的是经验作为细节对诗歌写作的充实性,却忽略了经验本身的品质和层次,忽略了提升自身经验的品级对精神性写作的重要性。在磨炼技艺的学徒期后,最终是诗歌中包含的经验的活力、纯度和深度决定了诗歌品质的高下。当下诗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用现代诗思处理现代生活经验,从而进行更有品质的诗歌写作。

诗人需要在写作中逐渐发明自己的方法论来重新构建诗歌谱系意义上的经验世界。面对信息的泛滥和内在精神的匮乏相交织的生活图景,诗人需要以独特的诗艺构筑经验世界,保持对生活湿度与体温的尊重,镂刻隐秘的时代纹理。

宝兰认为,西方现代意象派诗歌对她启发冲击比较大。新诗创作审美经验如今多元化了,通感、象征、隐喻、暗示、比衬、变异、幻化、反讽、互文等多种创作手法,有许多都是改革开放、朦胧诗之后引入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开掘了诗歌探索的新天地,获得或提供一种或多种具有一定革命色彩的技术,以便在诗坛上拥有某种技术身份,这样会大大丰富诗人的创作方法,扩大视野,路子更宽,表现力更强,诗歌的容量会更加强大,从而以坚实的文本召唤更多读者,获得更加开阔的接受域,这是宝兰今后诗歌创作需要面对的。 


作者简介

 张军,笔名(网名)——金呼哨,湖北省襄阳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华文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出版诗集三种,2013年出版诗、论合集《方言的故乡》。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北京文学》等发表文化(文学)作品,在《诗刊》、《星星》诗刊、《绿风》、《大河》诗刊,香港《文学报》等报刊发表诗歌,诗、文共计200多万字,多项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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