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至今，何为口语诗？谁开创了口语诗的先河？争论很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代表说主要有三。
一是于坚说自1986年11月《诗刊》发表其《尚义街六号》后，“中国诗坛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 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9页“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附庸于坚之说的有：《于坚：中国口语写作的开创者》（新华网2007年4月20日蒋开益文）、“代表作长诗〈尚义街六号〉首开中国口语写作的风气”（宇慧文学视界〖于坚专集〗）。显然，于坚认为口语诗是其开的先河。
一是笔者：“虽然现代新口语诗发韧于民歌，且早有人创作出优秀诗作，但自觉把新口语诗作为一种诗体进行创作和提倡，却是黄永玉带的头。”（ 2010年3期《诗国》：《项兆斌〈尚义街六号〉给新诗带来了什么？》）笔者认定新口语诗是黄永玉开的先河。
一是《诗选刊》主编郁葱：“我在几年前就说过：有了新诗就有了口语诗，没有新诗也有口语诗。”他还“列出大家熟知的四首经典：田间先生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韩瀚先生的《重量》；张志民先生的《“人”这个字》。（2010年10月26日《文学报》5版《〈诗选刊〉主编郁葱答〈文学报〉记者关于“口语诗”的提问）除了上述四人外，郁葱还介绍了《诗选刊》刊出的口语诗。如羡慕的《水晶珠链》、江非的《小歌》、吴晨骏的《生日快乐》、莫小邪的《丢掉莫小邪》、超旭如的《女儿》、张小静的《玫瑰红》、初九的《我也是这么想的》。郁葱引述的口语诗全是新诗，目的是证实口语诗作为新诗中的独立诗体存在，但她却回避新诗中口语诗体是谁开的先河？
三人的共同点，是对新诗中口语诗作为一种诗体存大的肯定。然而到底是谁首开了口语诗的先河？三人却没有共同认定。口语诗范围极大，要正确回答此问题,必须先弄明白于坚、笔者和郁葱三人所说口语诗的共同指向。如同赛跑一样，不确定共同的起跑线，是无法开展赛事的。也就是说，必须先对口语诗作出学术界定。
口语诗的界定
诚如郁葱所言，“有了新诗就有了口语诗，没有新诗也有口语诗。”我国从古至今就有口语化写作的传统，数千年来一直产生着难以计数的口语诗作。至今家喻户晓、青少年皆能背诵《诗经》中的《魏风／木瓜》“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及唐代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及李绅的《悯农》就是例证。再以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而论，早在其诞生前的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先行者黄遵宪就高举 “我手写我口”的大旗，为后来用口语写作白话新诗发出了第一声呐喊。我国新诗：开拓者胡适1916年写的中国第一首新诗《蝴蝶》和郭沫若稍后写的新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就是口语诗。后来的艾青、郭小川、李季，贺敬之、何其芳、晓雪等，在其诗中均吸收了不少口语。
显然，今时三种观点的持有者共同热衷乐道的口语诗,不是针对古诗中的口语诗。因为于坚是用其新诗《尚义街六号》说事，笔者也是以“文革以来诞生的现代新口语诗”说事，郁葱文中所介绍的10余首口语诗作全是新诗。据此分析，三人所说口语诗指的是新诗中的口语诗。但对三人所说的口语诗如何界定呢？中国新诗体是从西方流入的，其历史从胡适1916年发表《蝴蝶》算起，近百年来新诗中的口语诗是难以计数和。显然三人所说的口语诗，仅是指新诗口语诗中的特色的口语诗。如何识识别此特色口语诗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将于坚自我标榜的口语诗《尚义街六号》和我在《谁是口语写作的代表》（2009年1月25日《华夏诗报》）文中当作口语诗引用的袁水拍《马凡陀山歌》各抽出部份诗句及郁葱介绍的十余首口语短诗中任意抽出一首，然后将三者加以比较，也就明白三人葫芦里卖的是啥药了！
于坚《尚义街六号》（1986年）中特别惹眼的三节：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个戴眼镜的脑袋/……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没有妓女的城市/ 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 大家就扣好钮子/ 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 又不肯弯下腰去/……
田 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1938年）：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袁水拍《马凡陀山歌》（1946年）中的两节：
上海跳舞中国饿/ 十九个省份都闹荒/ 收购军米免征税/ 树皮草根啃个光
//百姓滚在钉板上/ 汉奸坐牢带铜床/ 曲线软性的救国/ 地上地下往来忙/……
乍看上去，三者都是口语诗，而且都是全口语诗，似乎在口语使用上没有啥区别。但只要仔细琢磨，再三琢磨，就能发现三者的明显区别：于坚《尚义街六号》和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是以寻常说话叙事的语气写诗，诗无定格，句无定式。袁水拍《马凡陀山歌》离不开新诗的传统套式及民歌的整齐分节，诗有定格,句有定式。或者说前两者者看似无规矩，后者看似有规矩。这就是特色口语有别于新诗中其它口语诗的特殊印记。
由此可见，新诗的口语化，与用寻常说话语气写出的新诗，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可以包揽前后者，后者却包揽不了前者。为区别新诗中的两类口语诗，我将《尚义街六号》一类以寻常说话叙事语气写出的特色口语诗，界定为 “新口语诗” ((2006年12月《星星》增刊项兆斌《趣谈于坚口语诗及其他——兼论中国现代新口语诗的形成和特点》)。
新口语诗的诗美特点
“应当强调，以寻常说话语气写新诗，写出的一定要是诗，如果不是诗，而是梨花体的“口水诗”，即非诗了。”（2010年3期《诗国》项兆斌《〈尚义街六号〉给新诗带来了什么》）对此，郁葱也有类似观点。他在稍后对《文学报》记者关于“口语诗”的提问中又说：“口语诗”顾名思义，就是用口头语言，即我们平时说话的语言写出来的诗。”“我们平时说出来的话不一定没有诗意，有诗意的话，记下来，便能成诗。而我们平时说的一些话，只能是话。”若将新口语诗与一般抒情诗相比，新口语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不拒绝直白；不仅不拒绝直白，而且尤其钟情原汁原味的特色口语直白。于坚《尚义街六号》、田间《假若我们不去打仗》、臧克家的《有的人》；韩瀚的《重量》、张志民的《“人”这个字》和下文提到的黄永玉的新口语诗，基本上都是直白叙事，即是说明。当然新口语诗也不排斥意象及含蓄的詩化語言，因为口語中的幽默话从来就不乏意象或隐喻用语。
新口语诗是全口语，而且是以说话叙事语气写出，因之不拒绝自白，加之这种直白多是生动的个性口语，犹显质朴美。质朴美是个性口语三个特点的衍生物：一是全口语化（最旱的原始诗歌、诗经“风”中的部份民歌、后来及当代的部份民歌，也是全口语化诗作）；二是尽量使用口头语中有特别趣味的句型，如臧克家写鲁迅的口语趣味诗句：“有的人活着/他以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三是尽量使用口头语中与书面语言或普通话有明显区别的特色用语，包括俗语、俚话及时尚新口语，甚至粗话，只要对创造艺术形象有用，就将其原模原样、堂而皇之地请入诗中。如毛泽东骂赫鲁晓夫的口语诗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新口语诗特别强化口语感，使其区别于包括古诗中的口语诗和吸收了不少口语的新诗以及整齐分段的全口语诗，而在新诗领域独领风骚。
新口语诗与新诗中寻常口语诗在诗美特点上有何区别呢？虽然质朴美是两者共有的诗美特点，但由于新口语诗是以说话叙事语气写出，“诗无定形，句无定格”，口语诗句更贴近生活话语，读者阅读时最容易入诗，一下就进入了生活语境，如与诗人或诗中人对面交流，或讲悄悄话，或促膝谈心。因此新口语诗较之寻常口语诗，犹显质朴美，更有亲和感！
“新口语诗”开先河者是谁？
论及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于坚、笔者及郁葱三人所说新诗中“口语诗”,就是指《尚义街六号》之类以寻常说话或叙事语气写出的新诗。但在此要指出，这种以说话语气写出的特色口语诗，虽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了，但在文革以前，诗人们并非作为口语诗而刻意创作，不过是作为写作普通新诗而已。这种特色口语诗，即我称之为的“新口语诗”，作为一种诗体出现在刊物上和结集出版，却是文革后才出现的。
到底文革以来出现的新口语诗，其开先河者、举大旗者、代表者是谁，果真是于坚吗？ 笔者剖析对比于下。
新口语诗发轫于民歌
事实证明，以说话或叙事语气方式写诗，其实早就在不拘格式的民歌中存在从某种角度上看……新口语诗起源于无名氏的民歌创作……有一首湖南民歌是这样唱的：
小妹问郎我俩交情几时丢？
郎说要等鸡长耳朵马长角石头长草扁担开花擂槌结籽阎王钩簿把情丢！
这首民歌，大胆地突破民歌及几乎所有诗的短句形式，使用口语中生动多趣的长句及叠词句型，一气呵成，气势若虹，连停顿标点都没有，不仅具有口语的快感，而且还具有口语的天然节奏感、幽默感、连贯感，其惊心动魄的艺术表现力让人震撼！
在此说明，虽然新口语诗发轫于民歌，虽然在诞生之初就有类似诗作（如郭沫若《我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但自觉地将新口语诗当作新诗中的一种文体进行创作，却始自文革中，在刊物上发表新口语诗则是在文革后。可以肯定地说，其开先河者绝不是于坚；更不是因为有了于坚，中国才“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
是谁率先创作和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新口语诗？
根据1976年下半年复刊的《诗刊》查询，是黄永玉文革后最早发表了大量新口语诗作。
《诗刊》76年下半年至1980年期间，连篇累牍地发表了黄永玉的新口语诗：1979年5月号刊出《幸好我们先动手》、《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不准！》、《献给妻子们》；1979年8月号刊出《犹大新貌》、《热闹的价值》、《不是童话而是拗口令》；1980年元月号刊出《说是从丰台来的》、《老夫妇》、《老兵》、《哭泣的墙》、《邂逅》；1980年5月号刊出《好呀！飞行的荷兰人》、《平江怀人》、《一个人在庭院中散步》。
1981年元月，上述刊出的15首，连同黄永玉另外的17首，共32首新口语诗结集为《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作为《诗刊》社主编的“诗人丛书”之一,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诗刊》记事）)同年七月《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再版。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中的新口语诗绝大部分，是黄永玉“在文革动乱中偷偷地写的”（钟文《诗美艺术》288页），“是农场三年劳动所作……（有的）是夜间弓在被窝里照着电筒写的”（黄永玉《献给妻子们》）。
1983年5月，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诗歌理论家钟文先生就在其首版印数为18600册的著作《诗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文章《淡极始知花更艳》“中（《诗美艺术》285页），对黄永玉在十年动乱区间写的此批优秀口语诗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认为其生动而朴素的口语诗，表现了诗美的至高境界——质朴美，他在文中还全文引用了黄永玉的口语诗《说是从丰台来的》，并对其艺术性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这些诗大多用家常话写平常事……纳丰富的内涵于自然质朴的外表之中，自然会产生一种悠长而深沉的境界。”即“和寻常市民一样的生活，和半神一样用心”的至高的诗的境界。钟文先生极为可贵的是，他在赞扬质朴美的同时，并没有认为“质朴美”就可代替一切诗美，他如是说：“我们在提倡平淡质朴的美的同时，决不应排斥华艳的美，绮丽的美．从整体上说审美是‘淡装浓抹总相宜’……它们是各有各的审美价值与读者层的”。
再谈于坚。为五卷本《于坚集》作序的胡廷武先生说：“一般人认为，于坚为外界所知的写作，是从《尚义街六号》和《罗家生》开始的”。胡廷武先生对此不无惋惜地说：“我认为他只有写出更多的不朽的名作和名句,并且让这些名作和名句传在人们的‘口语’中之后，才可以平静如夕阳一样地雄视中国诗坛”(五卷本《于坚集·序》)。于坚口语诗《尚义街六号》和《罗家生》刊出在1986年11月号《诗刊》。(于坚年表：分别写作于1985年和为1982年)。
可见黄永玉早在于坚发表《尚义街六号》和《罗家生》之前多年发表了一大批新口语诗。
新口语诗代表作一定要是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重大影响的优秀诗作
黄永玉口语诗集《曾经有那样的时候》，1981年1月出版后,获年度《诗刊》创作一等奖。1983年获全国作协首届优秀新诗（集）一等奖（同时获一等奖的还有艾青《归来的歌》等）。《曾经有那样的时候》，不仅是黄永玉的（新）口语诗代表作，也是中国第一部（新）口语诗集。于坚的（新）口语诗代表作是《尚义街六号》。为便于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评判，在此将《曾经有那样的时候》中的《想起那句话就好笑》，与《尚义街六号》，进行比较。
于坚《尚义街六号》全诗八十余行，前面已列出了最惹眼的三节。
《尚义街六号》发表时间是在粉碎四人帮已整整十年之际。此时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地拥抱改革开放的春天，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此诗却描写于坚做着想出名、想女人的白日梦，是一篇典型的与时代精神相悖的庸俗诗作!这就是其思想性。从艺术性看，它是一篇跟着感觉走写出的冗杂诗作，作品没有为读者留下足够想象的审美空间，明显的散文化，带给读者的只是不洁诗句的感官刺激和精神上的空虚!
概言之，《尚义街六号》，充斥着“这个杂种”、“渴望钻进一条裙子”等不洁词语，有浓烈的“否子味”；就全诗而论，内容晦暗，粗俗冗长，乏善可陈。
再看黄永玉的口语诗《想起那句话就好笑》：
想起那句话就好笑!/ 叫做：/“ 早交代比晚交代好!”/ 现在有人装着没事，/其实在他心里/ 好像火上又把油来浇。/ 看他摇摇摆摆来闲聊，/ 看他煞有介事在读报，/ 他其实/ 晚上那里睡得着?/ 我总想轻轻对他说一句/ “早交代比晚交代好!”/ ……/ 信不信? / 准吓他一大跳”。
此诗把历次运动中最流行的口头禅：“早交代比晚交代好!”原句引入诗中，以此调侃味十足的原生态口语为主的10多句纯粹口语，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暗藏的犯罪分子(诸如今时尚未揪出的贪官)，在正义的达利摩斯之剑面前惶惶不可终日的微妙心态!把诗写得如此顽皮，写得如此不循规蹈矩，让人开了眼界！此诗以俗为雅、以俗为美、以俗为趣，用朴实、自然、幽默的原生态口语，酿造出悠长而深远的诗美意境，深深烙印在读者心头!此诗正必压邪的思想性和灵巧的艺术性感人至深！这就是既继承传统又走创新之路的新口语诗的艺术魅力。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诗集中的32首口语短诗，均是优美可人的佳作,像对你说贴心话，没有一句是绷着诗人面孔的“刁钻”“吊诡”之言，或是文趋趋的诗句。囿于篇幅，笔者不过信手拈了一首短诗作为代表评述，不能一一卒谈。但我要向读者说明，你只要翻开该诗集，见到那充满诗意的名目：《想起那句话就好笑》、《说是从丰台来的》、《老婆呀，不要哭》、《混蛋已经成熟》、《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我思念那朵小花》、《哑不了，也瞎不了》、《這家伙，笑得那么好》《比味精鲜一百倍》、《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一个人在庭中散步》、《擦粉的老太婆笑了》等等，特有的亲和感就会油然而生!你就会像大热天喝凉水般阅读享受下去……此优美可人的口语诗集，其思想内核的深刻和丰富，其艺术性的上乘，是《尚义街六号》不可能望其项背的，因为两者不在一个档次 。
概言之，于坚自我吹嘘1986年11月《尚义街六号》发表，“中国诗坛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是欺世盗名；诗坛广泛流传着的类似神话：“于坚：中国口语写作的开创者”、“代表作长诗〈尚义街六号〉首开中国口语写作的风气”（宇慧文学视界〖于坚专集〗），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再就其开拓性而言，文革以来新口语诗的开先河者、举大旗者、代表者，铁的史料证实当属黄永玉。
黄永玉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 原载2013年4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外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