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救护队》：一部抗战救护的民族英雄史诗
2015年9月，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义堂从贵阳档案馆那一袋袋落满尘埃的档案中搜寻整理，写出了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抗战救护队》，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撰写的书评《你不知道的林可胜》，这一抗战英雄事迹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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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全国台联和两岸红十字机构在贵阳举办林可胜教授研讨会，贵州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尹秋莲向台湾红十字会代表赠送《抗战救护队》。林可胜的医疗成就和抗战事迹在海峡两岸产生强烈反响。
林可胜和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一个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一个是凝结着热血与奉献的人道主义队伍，终于在中华大地上被重新认可，并广为传颂：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英勇无敌的抗日救护总队，长期在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全国九大战区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他们的骨干都是海内外著名的专家教授，共有医疗队150多个，工作人员达到3400多人，培养的战地军医有两万多人，救护军民890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
这支部队打满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场，他们不仅组织了武汉大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细菌战、宜昌会战等国内战场的救护工作，而且走出国门，组织了第一次中国远征军救护、第二次远征军和驻印军的战地救护工作。这支伟大而悲壮的抗日救护力量就是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是一群伟大的抗战白衣天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和骄傲！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叫林可胜，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新加坡华侨、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可胜从八岁时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曾经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和科学博士。在英国期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林可胜曾经服兵役，从事了4年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为他日后从事抗战救护打下了基础。林可胜1924年回国，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担任教授和生理学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被称为“中国生理学之父”，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医学家。
1937年“七七事变”时，林可胜看到中国军队没有任何战场救护，一任伤兵喋血死亡。中国士兵在战场上的惨状，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毅然放弃了一万块大洋年薪的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的工作（当时，店员的年薪是100块大洋，小学校长的年薪是300块大洋，大学教授的年薪是3600块大洋，蒋介石的年薪是6000块大洋），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的父亲家中，自己回国投身到抗日战场上。
最初，林可胜在上海、南京的大医院从事救护工作，日军在战争中轰炸大医院和红十字救护站，使一座座医院惨遭破坏，他新建的一所5000张病床的南京中央医院还未来得及使用，就很快葬身火海，这让他痛苦万分。
上海、南京沦陷后，林可胜领着一批中央医院的医生们来到武汉，在那里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天天写信给过去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劝他们到武汉为抗战救护尽一份力量。
由于林可胜在医学界的巨大影响，除了周美玉、荣独山等一批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专家们之外，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们也从各个方面汇聚到武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矫形外科专家屠开元，号称“屠石膏”，他接到林可胜的信后，立即乘船辗转回国。另一位在印度调查霍乱的著名细菌专家陈文贵也放弃国际组织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救护总队。
救护总队将队员们按照全国全国九大战区的部属，分成9个大队，34个小队，每个小队20多人，将救护队推进到离战场最近的地方，使战场上受伤的战士尽快得到救治，甚至能在炮弹呼啸的前线开展复杂的手术，使轻伤员很快就能重返战斗，重伤员也能得到救治。协和医学院博士荣独山夫妇双双来到救护总队，荣独山成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院长兼x光队主任，利用国际捐助的一批X光机，组建了x光队，带领青年医生进行X光诊断，战地救治水平大大提高。
林可胜坚持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区作为统一的战场看待，向延安派驻红十字小队，用汽车运送X光机、发电机和药品，这些珍贵的医疗资源在陕北和山西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十字会救护队员、齐鲁大学博士金茂岳等人成为延安中央医院的骨干，中共高层的亲笔题词。新四军的整个军医系统包括医生、药品，都是林可胜派过去的，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就是林可胜在协和的学生。
武汉沦陷后，红十字救护总队部先是搬迁到长沙，后来又迁到贵州省贵阳市。林可胜发现中国军队的军医十分缺乏，就在长沙、贵阳创办了中央卫生训练所，他和专家们组成了18个教学组，对各个战区抽调来的军医进行培训。由于林可胜的中文比较差，就由专家们用英文写成各科的培训教材，经过林可胜审阅之后，再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印刷，然后空运到贵阳，发给学员学习。荣独山当时编著的《X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X线教材，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救护总队最多时，医护人员达到3400多人，一些战区离贵阳较远，交通不便，林可胜就让各个救护大队，按照统一的教材进行培训，全国培训的军医有2万多人！
图云关下的中央卫生训练所
在贵阳东南郊的图云关下，救护总队还建起了重伤医院、运输队以及医疗器械厂、汽修厂等。
林可胜在美国医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和美国医学界人士取得联系，成立医药援华会，发起“一碗饭运动”，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提供资金、药品和医疗器械。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抗战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不仅捐助资金，还派出技工，开着汽车来华参战。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得到的海外捐助达6000万美元。美国医药企业刚刚生产的青霉素，在美国都十分紧俏，就被装上货轮运到中国。在贵阳图云关，救护药品和物资堆积如山，有200多辆的汽车在各个战场上每天运送医疗物资、运送伤员，给中国抗日战场给予了坚强的支持。
林可胜将药品和辅料进行分包，一个药品箱里各种药品和材料齐全，方便实用，大包60斤，人能挑两箱药品运送，很便于运输。在前线救护站，医生拿到医疗包后，立刻就能做手术。
在中日三次长沙会战中，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个救护小队的队员们担着药品担子，和第九战区的战士们一起行军，一同进退，伤员能得到及时救治。士兵们看到医生们和他们在一起战斗，不怕负伤牺牲，士气很旺。
1941年11月，日军发动了湖南常德细菌战，用飞机洒下带有鼠疫的烂棉絮、谷物，随后，疫情大面积爆发了。林可胜派我国唯一的鼠疫病学专家陈文贵率医护人员奔赴常德。陈文贵亲自主刀对尸体进行解剖，带领医护人员封闭和救治感染人群，他还撰写了近万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第一次真实确凿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伤员减少，病员增加，红十字救护总队又开始了对军民霍乱、回归热、疟疾、疥疮、虱子等疾病的防治。他们用国际援助的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用汽油桶烧水煮沸衣物消灭虱子，减少回归热和疥疮，使中国军队的自然减员大大减少。
由于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世界各国的30多名援华医生也积极来华支援抗战，加入到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行列里。他们来到中国，被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到中国的各个前线战场。白求恩来到武汉后，很快被安排到山西五台山，成为八路军医院的院长，后来牺牲在了中国。还有一位英国女护士高田宜，和白求恩一样都是参加西班牙战争的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因为细菌感染，牺牲在贵阳图云关。
日军对林可胜和红十字救护总队十分痛恨，对红十字救护车辆实施轰炸，使红十字会的人员和车辆遭受到很大破坏。更加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在新加坡杀害了林可胜的妻子和女儿，强迫他父亲林文庆投降，要求林文庆组织华侨向日军缴纳5000万美元的巨额奉纳金，并且通过电台劝林可胜投降，面对父亲哭泣的哀告，林可胜坚决不投降。
但是，由于林可胜长期在海外生活，不会处理国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国民党上层对他向共产党部队赠送药品不满，林可胜被迫辞职。一些队员也因此离开了救护总队。
这时候，因为林可胜多年来在生理学上的巨大贡献，美国科学院授予了林可胜院士的荣誉称号，这在医学界，是一个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荣誉称号，许多人劝他去美国。但是，林可胜认为抗战没有结束，不能离开战场。他带领一些红十字救护队员参加了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到缅甸担任军医，他组织了两次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的战场救护工作，在缅甸的密林中，他们用降落伞搭起简易救护站，在担架上做手术，由于缅甸正逢雨季，这支救护队被称为“水陆两栖救护队”。
在第二次组织远征军时，林可胜组织了以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队员为核心的26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美国的救护队也参与救护。美国还送来了大量的救护飞机、汽车、帐篷、药品、器材。
林可胜和计苏华、龚念慈一起设计救护路线。他们从前线的裹伤担架队、到手术队，再到伤兵医院，最后再用直升机将重伤员运到后方医院，实行一条龙救护，每一名士兵都救护到位。
中国远征军战场救护
在缅甸密支那，救护队员周美玉对伤兵倾注了满腔的爱，她为了安抚伤员，逐一亲吻伤员的额头和脸颊。她帮助伤员排便，伤员感动的抱住他哭泣，喊她妈妈。周美玉被称为“救护之母”。
在缅甸大反攻时，恢复好的军官士兵和救护队员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师，这一支重上战场的伤兵部队被尊称为“荣誉师”，这些人战斗经验丰富，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屡立奇功！
日本投降了，林可胜带着救护队员们一起去广州接受日军投降，见证了日本投降的现场，他们一起拥抱欢呼。
中国红十字总会颁发抗战红十字勋章，由于林可胜此时已经不是救护总队的正式人员，加上一些人的排挤，林可胜没有得到那枚他最应该得到的勋章。
之后，中国红十字总会迁出贵阳图云关，与重庆中国红十字总会合并。1946年5月，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奉命解散。
解放战争期间，救护队员们分赴不同战场实施救护工作。大陆解放前夕，一部分人去了台湾，更多的人则留在了大陆，成为新中国医疗事业的骨干力量。
而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独自一人去了美国，受聘于印第安纳州的迈尔斯实验所，从事生理、药理研究工作。1969年，因患食道癌在加勒比海小国牙买加孤独地病逝，终年72岁。林可胜的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当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件、档案等资料，存放在大山深处的贵阳市档案馆。
由于种种原因，林可胜和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英勇行为，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从大陆来说，林可胜的抗战救护队是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下的组织，他的抗战功绩，一直被列在“旧政府”名下。青岛大学医学院院长潘作新当年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到奥地利留学，后在林可胜的感召下回国抗战，担任红十字救护总队第一大队的中队长，在西北地区从事了六年的抗战救护工作。解放后，潘作新害怕受到迫害，一直将这一段经历埋在心里，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直到1983年去世。
从台湾来说，林可胜有“通共”嫌疑，高层一直不喜欢他。再加上远去海外，他的消息也渐渐闭塞。(徐乐 撰文)
《人民日报》评论
2015年12月，全国台联和两岸红十字机构在贵阳举办林可胜教授研讨会，贵州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尹秋莲向台湾红十字会代表赠送《抗战救护队》。林可胜的医疗成就和抗战事迹在海峡两岸产生强烈反响。
林可胜和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一个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一个是凝结着热血与奉献的人道主义队伍，终于在中华大地上被重新认可，并广为传颂：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英勇无敌的抗日救护总队，长期在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全国九大战区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他们的骨干都是海内外著名的专家教授，共有医疗队150多个，工作人员达到3400多人，培养的战地军医有两万多人，救护军民890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
这支部队打满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场，他们不仅组织了武汉大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细菌战、宜昌会战等国内战场的救护工作，而且走出国门，组织了第一次中国远征军救护、第二次远征军和驻印军的战地救护工作。这支伟大而悲壮的抗日救护力量就是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是一群伟大的抗战白衣天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和骄傲！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叫林可胜，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新加坡华侨、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可胜从八岁时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曾经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和科学博士。在英国期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林可胜曾经服兵役，从事了4年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为他日后从事抗战救护打下了基础。林可胜1924年回国，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担任教授和生理学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被称为“中国生理学之父”，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医学家。
1937年“七七事变”时，林可胜看到中国军队没有任何战场救护，一任伤兵喋血死亡。中国士兵在战场上的惨状，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毅然放弃了一万块大洋年薪的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的工作（当时，店员的年薪是100块大洋，小学校长的年薪是300块大洋，大学教授的年薪是3600块大洋，蒋介石的年薪是6000块大洋），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的父亲家中，自己回国投身到抗日战场上。
最初，林可胜在上海、南京的大医院从事救护工作，日军在战争中轰炸大医院和红十字救护站，使一座座医院惨遭破坏，他新建的一所5000张病床的南京中央医院还未来得及使用，就很快葬身火海，这让他痛苦万分。
上海、南京沦陷后，林可胜领着一批中央医院的医生们来到武汉，在那里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天天写信给过去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劝他们到武汉为抗战救护尽一份力量。
由于林可胜在医学界的巨大影响，除了周美玉、荣独山等一批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专家们之外，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们也从各个方面汇聚到武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矫形外科专家屠开元，号称“屠石膏”，他接到林可胜的信后，立即乘船辗转回国。另一位在印度调查霍乱的著名细菌专家陈文贵也放弃国际组织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救护总队。
救护总队将队员们按照全国全国九大战区的部属，分成9个大队，34个小队，每个小队20多人，将救护队推进到离战场最近的地方，使战场上受伤的战士尽快得到救治，甚至能在炮弹呼啸的前线开展复杂的手术，使轻伤员很快就能重返战斗，重伤员也能得到救治。协和医学院博士荣独山夫妇双双来到救护总队，荣独山成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院长兼x光队主任，利用国际捐助的一批X光机，组建了x光队，带领青年医生进行X光诊断，战地救治水平大大提高。
林可胜坚持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区作为统一的战场看待，向延安派驻红十字小队，用汽车运送X光机、发电机和药品，这些珍贵的医疗资源在陕北和山西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十字会救护队员、齐鲁大学博士金茂岳等人成为延安中央医院的骨干，中共高层的亲笔题词。新四军的整个军医系统包括医生、药品，都是林可胜派过去的，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就是林可胜在协和的学生。
武汉沦陷后，红十字救护总队部先是搬迁到长沙，后来又迁到贵州省贵阳市。林可胜发现中国军队的军医十分缺乏，就在长沙、贵阳创办了中央卫生训练所，他和专家们组成了18个教学组，对各个战区抽调来的军医进行培训。由于林可胜的中文比较差，就由专家们用英文写成各科的培训教材，经过林可胜审阅之后，再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印刷，然后空运到贵阳，发给学员学习。荣独山当时编著的《X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X线教材，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救护总队最多时，医护人员达到3400多人，一些战区离贵阳较远，交通不便，林可胜就让各个救护大队，按照统一的教材进行培训，全国培训的军医有2万多人！
图云关下的中央卫生训练所
在贵阳东南郊的图云关下，救护总队还建起了重伤医院、运输队以及医疗器械厂、汽修厂等。
林可胜在美国医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和美国医学界人士取得联系，成立医药援华会，发起“一碗饭运动”，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提供资金、药品和医疗器械。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抗战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不仅捐助资金，还派出技工，开着汽车来华参战。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得到的海外捐助达6000万美元。美国医药企业刚刚生产的青霉素，在美国都十分紧俏，就被装上货轮运到中国。在贵阳图云关，救护药品和物资堆积如山，有200多辆的汽车在各个战场上每天运送医疗物资、运送伤员，给中国抗日战场给予了坚强的支持。
林可胜将药品和辅料进行分包，一个药品箱里各种药品和材料齐全，方便实用，大包60斤，人能挑两箱药品运送，很便于运输。在前线救护站，医生拿到医疗包后，立刻就能做手术。
在中日三次长沙会战中，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个救护小队的队员们担着药品担子，和第九战区的战士们一起行军，一同进退，伤员能得到及时救治。士兵们看到医生们和他们在一起战斗，不怕负伤牺牲，士气很旺。
1941年11月，日军发动了湖南常德细菌战，用飞机洒下带有鼠疫的烂棉絮、谷物，随后，疫情大面积爆发了。林可胜派我国唯一的鼠疫病学专家陈文贵率医护人员奔赴常德。陈文贵亲自主刀对尸体进行解剖，带领医护人员封闭和救治感染人群，他还撰写了近万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第一次真实确凿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伤员减少，病员增加，红十字救护总队又开始了对军民霍乱、回归热、疟疾、疥疮、虱子等疾病的防治。他们用国际援助的金鸡纳霜治疗疟疾，用汽油桶烧水煮沸衣物消灭虱子，减少回归热和疥疮，使中国军队的自然减员大大减少。
由于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世界各国的30多名援华医生也积极来华支援抗战，加入到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行列里。他们来到中国，被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到中国的各个前线战场。白求恩来到武汉后，很快被安排到山西五台山，成为八路军医院的院长，后来牺牲在了中国。还有一位英国女护士高田宜，和白求恩一样都是参加西班牙战争的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因为细菌感染，牺牲在贵阳图云关。
日军对林可胜和红十字救护总队十分痛恨，对红十字救护车辆实施轰炸，使红十字会的人员和车辆遭受到很大破坏。更加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在新加坡杀害了林可胜的妻子和女儿，强迫他父亲林文庆投降，要求林文庆组织华侨向日军缴纳5000万美元的巨额奉纳金，并且通过电台劝林可胜投降，面对父亲哭泣的哀告，林可胜坚决不投降。
但是，由于林可胜长期在海外生活，不会处理国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国民党上层对他向共产党部队赠送药品不满，林可胜被迫辞职。一些队员也因此离开了救护总队。
这时候，因为林可胜多年来在生理学上的巨大贡献，美国科学院授予了林可胜院士的荣誉称号，这在医学界，是一个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荣誉称号，许多人劝他去美国。但是，林可胜认为抗战没有结束，不能离开战场。他带领一些红十字救护队员参加了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到缅甸担任军医，他组织了两次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的战场救护工作，在缅甸的密林中，他们用降落伞搭起简易救护站，在担架上做手术，由于缅甸正逢雨季，这支救护队被称为“水陆两栖救护队”。
在第二次组织远征军时，林可胜组织了以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队员为核心的26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美国的救护队也参与救护。美国还送来了大量的救护飞机、汽车、帐篷、药品、器材。
林可胜和计苏华、龚念慈一起设计救护路线。他们从前线的裹伤担架队、到手术队，再到伤兵医院，最后再用直升机将重伤员运到后方医院，实行一条龙救护，每一名士兵都救护到位。
中国远征军战场救护
在缅甸密支那，救护队员周美玉对伤兵倾注了满腔的爱，她为了安抚伤员，逐一亲吻伤员的额头和脸颊。她帮助伤员排便，伤员感动的抱住他哭泣，喊她妈妈。周美玉被称为“救护之母”。
在缅甸大反攻时，恢复好的军官士兵和救护队员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师，这一支重上战场的伤兵部队被尊称为“荣誉师”，这些人战斗经验丰富，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屡立奇功！
日本投降了，林可胜带着救护队员们一起去广州接受日军投降，见证了日本投降的现场，他们一起拥抱欢呼。
中国红十字总会颁发抗战红十字勋章，由于林可胜此时已经不是救护总队的正式人员，加上一些人的排挤，林可胜没有得到那枚他最应该得到的勋章。
之后，中国红十字总会迁出贵阳图云关，与重庆中国红十字总会合并。1946年5月，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奉命解散。
解放战争期间，救护队员们分赴不同战场实施救护工作。大陆解放前夕，一部分人去了台湾，更多的人则留在了大陆，成为新中国医疗事业的骨干力量。
而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独自一人去了美国，受聘于印第安纳州的迈尔斯实验所，从事生理、药理研究工作。1969年，因患食道癌在加勒比海小国牙买加孤独地病逝，终年72岁。林可胜的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当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件、档案等资料，存放在大山深处的贵阳市档案馆。
由于种种原因，林可胜和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英勇行为，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从大陆来说，林可胜的抗战救护队是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下的组织，他的抗战功绩，一直被列在“旧政府”名下。青岛大学医学院院长潘作新当年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到奥地利留学，后在林可胜的感召下回国抗战，担任红十字救护总队第一大队的中队长，在西北地区从事了六年的抗战救护工作。解放后，潘作新害怕受到迫害，一直将这一段经历埋在心里，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直到1983年去世。
从台湾来说，林可胜有“通共”嫌疑，高层一直不喜欢他。再加上远去海外，他的消息也渐渐闭塞。(徐乐 撰文)
《人民日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