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家乡的柳林如烟波绿浪，在春风中似梦似幻地摇曳。每当此时，我的心就像飘渺的柳丝不能宁静。在皖东北我的故乡，每到清明，家家户户的门檐下都要插上嫩绿滴翠的柳枝儿，据说是因春秋时期，介子推被晋文公焚死绵山枯柳中而为他招魂。这已成为千百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习俗。
然而，我年年清明时节插柳，却是为了怀念我的母亲。
我小时候，家境贫寒，清明时节，青黄不接，生活无法维持。娘一手拿只黑碗，一手拉着柳棍，带着我到富人家要饭。我紧紧地拉着娘的开花破棉袄，为了保护我，娘手里的柳棍被恶狗咬得伤痕累累掉光了皮。回到家，我惊吓得发了烧。娘说我是吓掉魂了，要在太阳正当午时给我招魂。娘折下柳枝，把我的小褂儿搭在柳枝上，娘手拉柳枝到我去过的地方给我叫魂。娘让我哥跟在她身后回应她的呼唤。我的乳名叫安然，娘满眼寻觅的神色，一面慢慢地走，一面凄然地唤道：
“安然啦，哪里吓着，抓着柳枝儿跟娘回家吧！”
哥在后边答：来了！
娘拉长声喊：“安然啦——家——来——吧——！”
哥回应：来——了——！……
娘高声唤：“安然啦，天晌午了，快抓着柳枝儿跟娘回家吧！”
哥回应：来——了——！……
如此反复呼叫直到过了晌午才回到家。娘给我穿上小褂儿，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额头，又用脸紧贴着我的小脸蛋儿，娘脸上绽开了欣慰的笑容，轻声儿说：我儿的魂儿上身了，烧，退了……
我长大了，意外地考上了皖北行政干校。离家时，娘在村头捋柳树叶，我急切地喊道：娘！柳树叶苦，你别吃那个了，我干了工作，就接你去享福……我工作后因酷爱文学，自学创作，发表了一些习作，被人嫉妒，趁运动之机把我斗成“右派”；我不服，坚持辩理。因“态度恶劣”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教四年后被遣返回原籍老家交贫下中农长期监督改造。“文革”期间我被游斗时，母亲拄着柳棍站在会场外，久久沉默无语。正是娘冷峻的沉默，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去战胜劫难，坚强地活下去看见天日。
更为刻骨铭心的事，是“文革”后期那一年的清明时节，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因长期罹患气管炎、哮喘病无钱医治，病情垂危，躺在我哥家堂屋当门的小网床上已多日食水未进，拒绝治疗，怕连累家人。断气时还为我没有说上媳妇而合不上眼。出殡那天，驻村“社教”工作队队长严辞不准我这个“右派分子”为我的娘戴重孝、拿哀棍儿。我浑身颤抖，跟着送葬的人群随着娘的薄棺材一路向西山墓地走去。
我泪珠滚滚，在心里祷告着：
“娘啊，过石桥了，你慢一点儿，您的老寒腿还没有好啊！”……
“娘啊，过溪沟了，您小心点儿啊，您的病是为养育我们受苦受累得的呀，儿没能治好您的病，儿不孝啊！”……
“娘，上坡了，您又要犯喘了！走好啊娘！……”
娘啊，儿子无罪，儿子冤呀！娘，请您相信，儿子很快就会平反昭雪的，到那时，儿会带着您儿媳和孙儿去看望您，给您送钱……娘啊，您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娘您走了，留下我一个人住在竹园茅屋里，凝望着土锅灶，我知道我再也吃不到娘给我擀的香喷喷的豆杂面条了……
又是清明，又是柳绿草长。1979年清明时节，我所在的组织部门终于下达了红头文件：“经查该同志无右派言论，属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复职。”啊，啊！从1958年4月清明时节糊里糊涂被定成“极右”，历尽坎坷，九死一生，到1979年4月“改正”，前后是21个清明时节呀，苍天！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1年啊？！
我终于成了家过上正常人生活了。忆起1983年的清明时节，我带着当演员的妻子和天真美丽的女儿回老家给母亲扫墓。刚下汽车，就见老少爷们儿聚在村口，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两岁多的女儿莹莹，当众闹了两个大笑话。她看见摇着尾巴来欢迎她的小花狗，就伸出雪白的小手唤道：“咪咪！咪咪……”像唤小猫似的认真唤着。小花狗猛一愣后退了一步，连正摇着的尾巴也耷拉下来了，大伙“轰”地笑了起来。她也不知道大家笑什么，兴奋地跑到路边，看见徐大伯扶犁耕地，大黄犍戴着牛笼嘴站在那里静听大伙欢笑，她很奇怪地大声问道：“爸爸，你看，那牛的花帽子为什么不戴在头上，偏戴在嘴上呢？”逗得大伙前仰后合地笑弯了腰……然而，欢笑声中，我的心在隐隐作痛。在那些熟悉的亲人和乡邻中，再也见不到我母亲慈祥的面容了。母亲在病痛中归去了。她受一辈子苦，没享一天福就走了。我内心的痛苦和遗憾，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蛇年的清明时节，我依旧在门檐下插上柳丝。正在上一年级的外孙女儿妙妙问道：“姥爷，你插柳条干什么呀？”我说，“清明了，该插柳枝儿了。”她睁大眼睛问道：“为什么呀？为什么清明时节你插柳枝儿呀姥爷？”我沉思着说：“我想我的妈妈了！”她一脸茫然，眼里闪着盈盈的泪花，望着柳丝久久不语。妙妙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