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启权
当下中国，文艺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繁荣盛世。在传统文艺和现代文艺交织发展，纸媒和网媒齐头并进的今天，中国人怎样去审美和鉴赏文艺，怎样去评判文艺作品的优劣，怎样去引领未来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这是摆在文艺评论家面前的一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文艺评论的方向。
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生理、心理、精神、情感上相契合的表达和传递，应该是引领人们实现美的享受、美的感悟、美的升华的媒介，应该是以东方文化特有的美学思想引领中国人疑心聚力、团结奋进的精神食粮。
在中国文艺快速发展的今天，东方文艺与西方文艺形成了较多的交集，由于西方文艺思想的引入，使得我国的文艺思想主旨源流较多，派系各立，标准各异，让许多文艺理论家也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主流声音的发声。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的美学思想是什么？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文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为此，在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明泉先生的倡议下，我们特意推出中国美学奠基人王朝闻先生，他的美学思想引领了中国文艺和中国教育半个世界的发展。
王朝闻，别名王昭文，笔名汶石、廖化、席斯珂。新中国卓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文艺评论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王朝闻生于四川省合江县新店乡花滩子。早年学习绘画、雕塑。1926年在成都艺专学美术，1932年在杭州国立艺专学雕塑。1937年参加浙江抗敌后援会所属的浙江流动剧团和五路军战地服务队，从事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成都私立南虹艺专学校教书，任成都民众教育馆美术部主任。1940年12月赴延安后，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等部门工作。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务长、《美术》杂志主编、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王朝闻童年时原名昭文，“昭”是他家族的字辈，是他父亲王基禄所取。父亲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考取的武举人，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有报国之志，所“昭文”之名有“郁郁乎文哉”之意，希望儿子习文成才，报效祖国。后来他在杭州读书时，根据《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语义，更名王朝闻。他的本意就是继承父亲意愿，以文载道，以对真理不懈的追求为天职，努力成就与国家命运同行的人生。
王朝闻是东方艺术创作实践者。
王朝闻1927年至1930年在成都求学期间，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写过剧本和中篇小说。1932年入杭州国立艺专学习雕塑，这一时期创作的木刻《三等车厢》曾参加上海“春地美术研究所展览会”，受到鲁迅关注。1937年日寇入侵，他放弃未完成的学业，参加了“浙江流动剧团”，画了大量抗日宣传画、连环画和漫画，用艺术的美再现时代的审美精神。1939年在成都任艺专教员期间，创作了许多反映战地生活的连环画、速写和文学作品，开始对艺术的美产生了情趣，并努力将东方的美学思想再现在文艺作品中，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美学”这门学科，中国的文艺审美思想还是儒家思想为主，而西方美学思想又不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情趣，从而他开始在文艺创作中把西方美学与东方儒家思想中的美学含义进行融合，创作出大量具有东方美学内涵的文艺作品。在他由重庆赴延安的前夕，曾选两三年所作百余幅作品，交友人拟转到香港出版，但因太平洋战争，不幸全部散失。
1940年，王朝闻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先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做雕塑，后到美术系任教。1941年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的大型毛泽东浮雕像，被称为解放区美术作品的代表作。期间创作了毛泽东像、斯大林像、鲁迅像等许多雕塑和速写作品。对这些雕塑作品他首先提出了“东方美学”和“中华美学精神”的概念，这在解放区他是第一个将艺术创作理论化的人。该作品虽已被胡宗南军队捣毁，但作为解放区最早具有东方美学审美内涵的美术作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首要的地位，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华美学思想的问世。
后来，王朝闻在华北联合大学（后改为华北大学）美术系任教，曾创作张家口解放纪念碑，因张家口失守而中止。在与华北大学师生待命的纷乱中，他完成了《民兵》的草稿。解放以后，他为《毛泽东选集》创作了毛泽东浮雕像，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了圆雕《刘胡兰》、《民兵》等作品，这些都成了新中国美术的代表性作品。他是艺术创作的实践者，在他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雕塑是很重要的一章。
王朝闻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发掘者。
王朝闻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发掘者。在七十余年的艺术与学术活动生涯中，横跨美术、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等领域，先后出版了专著和论文集40余种。他通过近千万言的著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美学既是艺术家的美学，也是哲学家的美学，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他一生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关注艺术与生活中的重大课题，坚持真善美的艺术理想，强调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他十分注重美育教育，为提高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的审美素养付出了毕生心血。他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建树，指导和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美术工作者。
1941年，王朝闻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文艺短论《再艺术些》，以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鲜明态度引人注目。这也是他的第一篇文艺评论，为以后从事文艺评论和美学研究埋下了伏笔。1949年春开始，他在《进步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九家报刊发表美术评论，十个月内连续发表文章52篇，产生了很大影响，1950年结集为《新艺术创作论》。其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讲授创作课及全校文艺理论创作方法课，兼任《人民美术》主编，开始往文艺理论研究转向。
崇尚真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孔子早就说过“士志于道，斯言矣！”难得的是，心中的理想一辈子不离不弃，矢志的追求能不屈不挠，也即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王朝闻正是这样一位一辈子追求理想的人。
他在担任《人民美术》主编以后，开始思考中国美学的理论问题。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没有美学的理论基础，所谓的美只是儒家思想的再现，没有关于美的评判标准，这是困扰着当时的文艺评论的核心问题。世界美学主要源于西方，而西方美学的审美标准与东方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不可能照抄照搬。在当时，整个东南亚也没有系统的美学理论作为参考。为了寻找到东方美学思想根基，他潜心研究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把西方美学的精华与中华儒家思想中的审美相结合，提出了东方审美的文艺理论思想，并通过大量的文艺创作实践表现出来。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期间，他共出版了六本论文集。继影响广泛的《新艺术创作论》之后，有《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论艺术的技巧》《一以当十》《喜闻乐见》《隔而不隔》等的相继出版。
他的文艺评论以造型艺术为主，也广泛涉入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等领域。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融为一体，在全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的理论发现，源于直接和间接的审美经验，以鲜明的个性，独特的见解和生动的文风为人喜闻乐见，产生了广泛影响。
1961年开始，他着手组织全国美学界的学术骨干主编高校文科教材《美学概论》，期间多次到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演和组织座谈，了解教学需要和学子的审美兴趣。《美学概论》自1981年出版以来，已再版29次，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美学教材，在中国当代美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朝闻1980年完成的红学专著《论凤姐》，这部文艺评论大作的问世，其思想基础源于他在“文革”中停笔时期对极“左”思潮之下种种形而上学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是他在反思中国文艺现象和文艺审美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文艺审美论断。在其后20多年中，他对美学理论的研究更趋系统和深入，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更注重审美关系和理论规律的揭示，注重从现实美、艺术美和审美心态角度阐述真知灼见。这期间出版的著述有《开心钥匙》《再再探索》《不到顶点》《了然于心》《审美的敏感》《似曾相识》《会见自己》《审美谈》《审美心态》《雕塑雕塑》等。在关于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现实的审美关系方面，阐述了自己独特而且系统的见解。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审美关系中的审美特征，特别是审美主体心态的研究。
王朝闻在七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务长、《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学刊》主编、中华美学学会会长等职。在众多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仍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晚年出版的著述除上面所说，尚有论文集《东方既白》《一身二任》《趣与悟谐》《断简残篇》，专著《〈复活〉的复活》《神与物游》《吐纳英华》《石道因缘》等。1998年，《王朝闻集》22卷出版，汇集了他在六十多年间的主要著述。这一段时间，他主编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4卷、《中国美术史》12卷、《八大山人全集》5卷，这些规模庞大的学术著述汇聚了中国学界的综合成果，代表着中国当代学术领域的进展，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一个富于实践的美学家，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文艺理论家，一个把一生的光和热都献给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学者，在中国文化艺术和学术建设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著作等身，晚年仍以“夕不甘死”自勉，天天黎明即起，奋笔写作。王朝闻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创见影响了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几代美术工作者。他以近千万言的著述，成就了一座中华美学的历史丰碑。
王朝闻是中华美学的阐释者
王朝闻是中国美学的奠基人，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雕塑家。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0年，但他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一直扎根在文艺家的心中。在中国新文艺理论刚刚诞生的岁月，他以独特的眼光和慧智视角阐释了中华文艺审美的方向，阐释了艺术欣赏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为中国人的艺术审美和文艺评论指出了方向，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审美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是王朝闻美学思想的重要创新。
王朝闻在艺术创作的早期就注意到艺术创作的时空问题。他在1949年写的《美术的特殊性》一文中谈到，艺术创作如果像不会取材的照相师一样，任意截取事件的任何环节，“不能让观众联想出行动的来踪去迹，它就失去它利用一定空间以暗示广阔时间的功能。”在《新艺术创作论》中说：“雕塑和京戏的塑形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是进展中的动作的暂时休止，而雕塑是动作的前因后果的综合。”虽然这几处论断已蕴涵了他对造型艺术如何表现时间的认识，但比较全面的探讨造型艺术时空问题的还要属《雕塑雕塑》这本书。这本书写作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接触了莱辛，罗丹，黑格尔等人的著述和对中国古代文论、诗词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再谈雕塑的时空问题。可以发现，王朝闻对雕塑的时空认识有了新的角度，他开始从审美关系来把握雕塑的时空关系，并强调了时间与空间与欣赏者的关系。王朝闻认为雕塑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强调了时间以及时间中的人的意识对雕塑的艺术价值的重要性。
王朝闻正是从造型艺术对静止的克服出发指出雕塑是有时间的，关键在于怎样表达时间。他认为时间通过运动，或者说先后承续的事物来表达。雕塑无法描述先后的运动，但它可以通过暗示来表述这种先后的承续性。他指出雕塑应该选择动作的瞬间，这个瞬间决不是随便截取，必须能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王朝闻进一步指出暗示性必须通过欣赏者的精神活动来完成。这样，王朝闻就将雕塑的空间和时间纳入到审美关系中来探讨了。创作者选取不到顶点的片刻并将它定型展现于人们的面前，这个片刻就作为实际空间而存在，当人们欣赏它，理解它，它对周围环境产生了作用，在欣赏者的参与下，它产生另一个空间，那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中的空间。
王朝闻将雕塑与欣赏者的参与结合起来，从审美关系出发，指出了雕塑空间的二重性。他认为雕塑形象的空间性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形象所出现于其中的场所即实际空间，一是指形象的特征所创造的虚幻空间即所谓精神空间。”他指出雕塑不论大小，他们出现于观赏者的想象和意象里的空间性，与它们的物质空间有很大差别，差别就在于这种精神空间的不确定性、假定性和虚幻性。
同时王朝闻也指出精神空间的产生依赖于第一空间本身的暗示性。他说：“它们的假定空间给观众提供了创造精神空间的诱导和依据，观众自己的意象创造了相应的精神空间。”观众与物质空间的暗示性结合，从而使暗示的运动得以实现。王朝闻认为假定空间与精神空间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空间的假定性或虚幻性，既是人的心灵美的创造物，又是创造心灵美的一种推动力。”事实雕塑的召唤力和创作主体有关，作者创作意蕴的深浅影响着作品的假定空间的效果，不是一切假定空间都能保证雕塑的艺术魅力。
莱辛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杰出代表，是一位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影响着整个欧洲艺术界。王朝闻早期研究莱辛的美学思想，后来逐渐发现莱辛的美学思想在时间和空间的转化上缺乏观众的准入，思想性存在缺陷，他在批评中学习，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文艺审美的时空理论。王朝闻指出：“艺术家以空间形象控制着正在消逝的时间，从而构成了艺术的永久魅力。”他认为，从作品的审美价值来讲，形象艺术不是什么都要表现出来，凡是不应该表现出来的，就留给观众去想象。雕塑的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是“观众”，只有在观众的想象中，雕塑才得以实现它的美，这正是王朝闻对艺术审美的“时空共在性”探讨的最终结论，也是他对艺术观的突破和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朝闻的雕塑理论是莱辛诗画理论与中国诗画理论交流的结果，王朝闻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作品的暗示性和观众的想象力的呼应使艺术具有时空的完整性和完善性，也正是这一发现，王朝闻将莱辛的西方诗画理论在学习与借鉴中，植入了东方文化的内涵，创立了适合东方审美习惯的中国审美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跨越。
王朝闻是中华美学思想的传播者
王朝闻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实践者，也是中华美学思想的传播者。他是熟谙实践的美学家。在七十余年的艺术与学术活动生涯中，横跨美术、文学、戏剧、电影、曲艺、民间文艺、摄影等领域，他通过数十部著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一生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关注艺术与生活中的重大课题，坚持真善美的艺术理想，强调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相结合的理念。他的美学既是艺术家的美学，也是哲学家的美学，更是文艺评论家的美学，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地域特征。
他十分注重美学的教育与传播，主张文艺的平民化，艺术的人民性，要把中国人的美学思想转化成美学教学的资源，努力形成中华美学教育的体系，让每一个平民都能参与到文艺的审美与鉴赏，让中华文艺思想得以传承与发展。为了促进美学教育，他组织美学工作者，历时16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美学教材《美学概论》，让美学真正成为了中国教育的一门学科，让美学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为提高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的审美素养，他付出了毕生心血，他的美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文学艺术工作者。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王朝闻学习西方美学，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神，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指导我国的文艺创作实践，从中国实情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华美学思想理论，这与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有着很好的契合，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人民中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内核。
王朝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代表，他的成就不仅仅是弘扬了中华美学，传承了中华美学思想，而且代表了中国文艺家自强不息，爱我中华，敢为人先，夕不甘死的精神。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必须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必须用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思想来推动文艺的繁荣与发展。我们需要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艺，需要用高品位的精神食粮来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需要以文艺精品创作和对文艺人民性的坚守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助力，这样在世界文艺舞台上才能展示昂扬奋进的中华大国形象。王朝闻的这种“夕不甘死，永攀高山”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代表，正是艺术家情怀的诠释，值得我们文艺家们学习与弘扬。
作者简介:
龙启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创作研究院副院长，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诗歌等文学专著15部，是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散文奖，四川天府文学奖、四川喜剧小品奖、四川“书香之家”等荣誉获得者。